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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全国企业债券的发行总额被严格限制在250亿元以内，这250亿首先要保障铁道、电力、石化、三峡工程等一批国家级重点项目。

    剩下的地方企业债券额度，在全国范围内层层切分：省里分到多少、市里分到多少、区里又能捞到多少，每一刀都切得精准而残酷。

    大西区作为奉阳市下辖的一个区，按照常规申报流程走，最终能分到的额度大概率只有一两个亿。这点钱拿来搞“东搬西建”，连塞牙缝都不够。

    所以江振邦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走常规流程。

    他的策略是把大西区的融资需求，从“地方要钱”的定位，拔高到“国家改革试点”的层面。

    只有拿到计划单列的特批通道，才有可能突破额度天花板。上个月在首都出差的时候，他除了招商，更多的精力其实花在了跑部委上。国家计委财金司、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国家经贸委企业改革司、体改委宏观体制改革司，这四个衙门他挨个拜了码头，把大西区“两债一基”的方案摆上了人家的桌面。

    效果是有的。

    他个人努力，加上省里推动，至少体改委和经贸委愿意各派一名副部长带队来大西区实地考察。

    在1996年的行政生态里，副部长亲自带队下来看项目，本身就释放了一个信号：上面没有把门堵死，但也没有拍板说行，处在一种“你先拿出东西来让我看看”的观望状态。

    而产业基金：这才是真正的硬骨头。

    陈景然说得没错，国内没有先例。1996年的中国，连“产业基金”这四个字的法律定义都是模糊的。它不是债券，不是股权，不是信托，也不是银行贷款，它是一种全新的投融资工具，在现行的金融监管框架里找不到归类的抽屉。

    没有抽屉，就意味着没有审批窗口。没有窗口，就意味着你连申请表往哪儿递都不知道。

    江振邦的思路是参照“淄博基金”的模式，先以较小规模申请试点，挂上“国企改革专项”的帽子，争取国家体改委和经贸委的联合背书。只要第一笔钱批下来了，哪怕只有三五个亿，后面的路就好走了。关键是第一步。

    而第一步能不能迈出去，取决于明天首都考察团带来的那两位副部长，在实地看完大西区之后，愿意给出什么样的评价意见。

    方清源接过陈景然的话，语气沉稳但诚恳：“景然同志说得对，产业基金是我们最大的创新点，也是风险最高的一环。省里的想法是，先把试点框架搭起来，规模不贪大，三到五个亿的首期，主要用于大西区国企改革中的资产重组和职工安置。具体的管理架构、退出机制、风控体系，我们会参照国际经验来设计。”

    陈景然听完没有接话，只是轻轻“嗯”了一声。

    这一声“嗯”的信息量很足。它既不是赞同也不是反对，而是告诉方清源：我听到了你的方案，但我不会在这个场合表态支持还是不支持。因为产业基金这个东西一旦沾手，魔都方面也要承担连带的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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