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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创新的特性决定了必定经历大量试错，所以原始创新一定带有野生性质。

    很多重大的创新都是在这种野生模式下冒出，反而什么都进行各种严谨认真验证后再开启的苗圃模式适合追随改进，不适合原创性的创新。

    因为凡是新的东西，一定是不成熟的，有诸多缺点的，难以被人认知的，没有现成的可以评判的标准，所以为它所做的各种审核、评价和验证其实都是无用功，最终这些只会形成阻力或者将创新的苗头扼杀。

    野生模式最符合自由创新的理念，它看起来简单粗暴，但是其实效率是最高的，最容易成功的。而后者的苗圃模式是一种谨慎的严格的有序的管理下创新，它看起来精致有序，目的让创新达到高效率，但是往往事与愿违，最终效率是最低的，而且成功率也是最低的。

    就像一块土地，各种各样全新的未知的种子在野生土壤里发芽，我们要找一株长得最高的植物。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野生模式，让它们在均等的条件下自生自灭，不加干预，肥料和水等资源平均地撒到土地里，最后长得最高的那一株自然而然就是我们想要的最高的植物，这是一种自然选择，它最可靠。

    而另一种苗圃模式相反，让一支经验丰富的园丁团队去培育植物，他们的工作很认真，很细致，每天去土地里巡查，发现长得矮的就掐断，或者不给它水，不给它施肥，长得快的长得高的就倾斜水和肥料的资源。

    如果这些种子都是园丁熟悉的已知的种子，可能因为他们的丰富经验能够找到那一株最好的植物重点培育，但是这些都是全新的未知的种子，开始长得慢的可能恰恰是以后最高的，开始长得高的也可能是最后最矮的那株，一切都是未确定的。

    园丁看起来丰富的经验其实没有任何帮助，他们的干预其实更多的是反作用，在他的辛勤工作过程中，那株未来最高的植物可能早就被他们掐断。

    一个是自然选择，一个是人工选择，经验再丰富的园丁的选择不可能比得上大自然。

    杨平现在担任医学科学院的院长，管理着十几个实验室，他完全不会从技术上去干预审核这些实验室的选题，他要做的工作就是让团队对科研资金进行审核监控，只要每一分钱用在科研上，哪怕他们研究看起来很荒唐的课题也行，因为所谓的荒唐只是你认为荒唐，并不是真的就荒唐，最后是否有成果不重要，谁也不敢保证实验一定能够成功。

    这些选题一旦加上技术审核环节，审核者很容易掐断真正的原始创新，无形中审核者的科研判断能力就成了所有科研课题的天花板，审核就像一个筛子，审核者能够理解认同的就通过，不能够认同的就拒绝，这相当于审核者的能力就是一把尺子，所有被审核者符合他尺子的就通过，不符合就拒绝，他的个人能力就是隐形的天花板，任何超过他认知的课题都会被直接拒绝。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一旦加上对成果的量化要求，最终结果不是促成科研多出成果，而是形成造假。

    因为创新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有巨大的风险，失败率极高，一把种子撒出去，能够发芽的少之又少，如果要量化最后的成果，他们为了以后能获得资金，为了证实自己的能力，在没有出成果的时候，只能使用造假来迎合评价。

    所以杨平理念很简单，十几个实验室就像在同一块土地上的种子，他们雨露均沾，自由生长。

    如果他对这些课题去评价审核，他个人的能力就成了别人的天花板，因为他能力之内的能够做出一定的准确判断，超出他能力之外的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很容易掐掉天才的创新。

    这样无形中，可以超越他的天才就被他个人能力这个天花板盖住，始终无法获得突破。

    主动创新一定是前者的野生模式，让他们去自由试错，而被动创新适合后者的苗圃模式，因为被动创新有明确的目标可以参考，就像那些种子如果是园丁非常熟悉的，他很容易从长势和其它要素判断哪一棵是最好的。

    杨平现在就喜欢这种野生模式，其实当初三博医院对他就是使用野生模式，夏院长和韩主任从来没有在技术干预他，而是让他自由发展，他要做什么，只要合法，夏院长一定会一路绿灯，不存在审核等限制措施。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它可以野生生长，所以杨平才可以自由自在地发展到现在这样。

    要是在其它医院，一个小小医生又是做这，又是做那，各种条条框框死死地框住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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